淤泥菡萏

不是归人,只是过客.

《狂热分子》Ⅳ▪始与终——狂热既是一种灵魂的疾病,却又是一种可以振衰起弊、死而复生的神奇工具。

存档灵魂:


【美】埃里克·霍弗 著  梁永安 译


第四部分 始与终


第一章  言辞人


能为一个群众运动做好铺路工作的,是那些善于使用语言和文字的人;但一个群众运动要能实际诞生出来和茁壮成长,却必须借助狂热者的气质与才干;而最后可以让一个群众运动获得巩固的,大半是靠务实的行动人。

104、言辞人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动摇既有的体制,削弱当权者的威信。 

群众运动一般都是在现行秩序信用扫地以后才会出现。但一个秩序会名誉扫地,更多时候不是它犯了大错或滥施暴虐致之,而是心有不平的言辞人(Men of words)积极促成的。如果一个地方缺乏言辞人,或这些言辞人心中没有不平,现行政权再无能和腐败,也可能会继续掌权,直到自行倾圯崩溃为止。另一方面,一个体制即使有再多美德和活力,如果它争取不到言辞人的效忠,一样有垮台之虞。

正如我们在第83和86节指出过的,一个群众运动的实现和延续都需要暴力。一个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是一种冷酷无情的事业,其操控者是一些冷酷无情的狂热者,他们借助文字言说,只是为了让他们靠强制手段得来的归顺看似出于归顺者自发。但这些狂热者只有在现行秩序已经信用破产、不再得到群众拥护时,才可能乘虚而入,掌握权力。在这之前,动摇既有体制权威和让群众产生求变之念的工作,只有受到公认的雄辩者和作家才能胜任。只要现行秩序大体还能运行,群众的基本态度就会是保守的。他们可能会想到改革,但不会想到全面革新。狂热的极端分子不管多么能言善辩,都只会使群众觉得他们危险、诡诈、不实际,甚至是疯子。群众不会被他们打动。列宁就了解到,在条件还没有成熟的地方,共产党员“会感到难以接近群众……甚至难以使群众听他们说话”。此外, 一个政权不管多软弱、多宽容,都极有可能会对狂热者的活动加以激烈还击,并从中获得新的活力。

作者这里所说的“言辞人”大体是指知识分子,而他所说的“心有不平”或“好斗”的“言辞人”,则是指鲁迅一类揭发社会黑暗、批评腐败政府不遗余力的知识分子。——译注

但群众对典型言辞人的态度却截然不同。群众会愿意倾听他们的话,这是因为群众知道,不管言辞人的话有多么激烈,都不会产生实时效果。当局要不是懒得管他们,就是只会用温和方法加以对付。正因为这样,言辞人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动摇既有的体制,削弱当权者的威信,使既有的信仰和忠诚弱化,从而为一个群众运动布置好舞台。


言辞人、狂热者和务实的行动人三者之间的分别,我们将在以下几节加以讨论。
但这不是说他们的分别是绝对的。例如,甘地和托洛茨基起初显然都是只会用嘴巴的言辞人,但日后却成为卓越的领导者或将军。穆罕默德起初也是言辞人,但后来却成为死硬的狂热者,再后来又蜕变为出色的行动人。列宁这个狂热者则同时是个言辞大师和罕见其匹的行动人。我们之所以把三者加以区分,只是为了说明一件事情:① 能为一个群众运动做好铺路工作的,是那些善于使用语言和文字的人;② 但一个群众运动要能实际诞生出来和茁壮成长,却必须借助狂热者的气质与才干;③ 而最后可以让一个群众运动获得巩固的,大半是靠务实的行动人。

在本来没有言辞人的地方出现了一小批言辞人,本身就是迈向革命的一大步。西方列强会在亚洲间接和无意中孕育出一些群众运动,除了因为它们点燃了亚洲人民的仇外情绪(见第1节),也因为它们出于慈善目的而建的教育机构培养出一些言辞人。很多印度、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革命领袖,都曾经在保守的西方学校读过书。贝鲁特的美国学校——它是由一些敬神畏天主的保守美国人资助和主持的——就是孕育阿拉伯世界革命者的温床。另外,中国那些教会学校的老师,毫无疑问亦是在不自知的情况下,为中国的革命做了铺路的工作。

105、造就法国大革命的是虚荣心,自由只是借口。 

言辞人分为许多种不同的类型。他们可以是教士、先知、作家、艺术家、教授、学者或一般的知识分子。在中国,读书写字是一项艰难技艺,只要是读书人都可居于言辞人的地位。同样的情形见于古埃及,识读图形文字只是少数人的专利。

不管是哪一类型的言辞人,差不多都有一种深切的向往:被肯定。这种向往决定了他们对现行秩序的态度。拿破仑说过:“造就法国大革命的是虚荣心,自由只是借口。”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无可救药的不安全感。哪怕是最有天分最多产的作家,都会过着一种不断自疑的生活,需要每天生产出新作品来自我肯定。雷▪咪萨(-de R6musat)对梯也尔(Thiers) 的评论大概适用于所有言辞人:“他的虚荣心要多于雄心,他喜欢别人尊重多于服从,喜欢得到权力的表象多于权力本身。你可以常常请教他,然后照自己的意思做。他会看到你的恭顺多于你的实际行为。

几乎每一个喜欢找茬的言辞人,一生中都有一个阶段,在位者只要表现出谦恭和怀柔姿态的话就可以把他争取过去。处于这个阶段的言辞人大都会乐于当趋炎附势者和朝臣。要是当权的法利赛人曾经礼贤耶稣,称他为拉比,以恭顺态度聆听他说话,那耶稣说不定就不会去宣扬一种新福音了。如果路德早早得到主教职位,从事宗教改革的热忱也许就会冷却。普鲁士政府要是授予年轻的马克思一个头衔和重要政府职位,说不定就可以把他争取过来;拉萨尔( Lassalle)的情形大概也是如此——送他一个头衔和一袭官服也许就可以得到他的效忠。不过,等到一个言辞人完成自己的一套哲学或主义之后,他就不容易会动摇,不容易受奉承和引诱影响。


不管一个抨击当局的言辞人,多么相信自己是为被压迫者和受伤害者仗义执言的斗士,他的动机十之八九都是私人和个人性的。他悲天悯人的态度通常都出于对当权者的憎恶。罗素说过:“只有极少数和极例外的人会具有对全人类的爱,以致无法忍受大众的不幸和痛苦——不管这种痛苦跟他有没有切身关系。”棱罗以夸张的措辞道出同一个事实:“我相信,让一个改革家——哪怕他是上帝最神圣的儿子——如此悲伤的,不是同胞的苦难,而是他的私人隐痛。要是这种隐痛被拿掉……他就会道歉都不说一声就抛弃他的同志。”

若是一个言辞人的崇高地位受到当权者恰如其分的承认,他往往会找出各种高尚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会站到强者一边,打压弱者。例如,路德刚开始挑战天主教会时,曾对“贫穷、单纯、普通的大众”寄予莫大同情,一旦得到德意志各诸侯的支持,他却宣称:“不管政府多么坏,上帝会宁愿忍痛让它存在下去,而不会容许暴民反抗,不管他们多么有理。”受达官显贵礼敬的柏克( Burke)把人民群众称为“蠢猪似的大众”,并建议穷人应该“忍耐、勤劳、节制、俭朴和敬虔”。在纳粹德国和俄国,被捧在手心的言辞人并没有冲动要站在受迫害者的一边,去谴责残忍无情的国家领导人和秘密警察。

106、一个体制明明无能已极却能够苟延残喘时,当权者已经与言辞人结成紧密同盟。 

每当我们看到一个体制明明无能已极却能够苟延残喘时,就可以断言:这个体制要不是完全没有读书人阶级,就是当权者已经与言辞人结成紧密同盟。如果所有读书人都是教士,那教会就是不可动摇的;如果所有读书人都是官吏,那现政权就不太容易会遇到反抗。

天主教会在公元10世纪教皇约翰十二世(John,XII)主政时期坏到不能再坏,其腐败和无能要比宗教改革时期尤有过之。但在公元10世纪,所有有学问的人都是教士。反观在15世纪,因为印刷术和纸张的出现,读书识字不再是教会的专利。作为宗教改革先导的,正是非教士身份的人文主义者。至于那些与教会关系密切的学者,或是受教皇礼遇的学者,他们“总的来说对既存制度——包括教廷滥用权力的现象——采取宽容态度,也绝少介意,粗鄙的民众被弃置在迷信的黑暗中——因为他们自己能从这种黑暗中受惠”。


就像古埃及一样,古代中国的稳定性是官僚系统与文人紧密结合的结果。反之,大清帝国唯一有力的群众运动——太平天国起事——则是由一个在科举中屡次名落孙山的读书人所发动。

罗马帝国的经久不衰,部分是罗马统治者与希腊的言辞人协力合作的结果。被征服的希腊人觉得罗马的法律和文明,都是他们的。这就不奇怪,当邪恶变态的罗马皇帝尼禄——他是希腊文化的夸张仰慕者——在公元67年出巡希腊时,会受到希腊人歇斯底里的欢迎。他们打心底把尼禄看成一个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同侪。“为了使他高兴,他们把各种竞技都排在同一年中举行。所有城市都把他们在竞技中赢得的奖品转送给他。各个委员会继续等待着他,乞求他赏光造访和高歌。”反之,尼禄也不吝赏赐希腊人各种特权,又赐予参加地峡运动会(Isthmian Cames)的希腊人以自由人的身份。

在《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一书中,汤因比教授(A.J.Toynbee)引用亚历山大里亚的克劳迪安(Claudian of Alexandria')写成于恺撒征服埃及近500年后的一首歌颂罗马的六步诗后,怨叹说:“要证明君临印度的英国在很多方面都要比罗马帝国[对埃及]更仁慈和更开明并不难,但要在印度的任何地方找出一个克劳迪安却很难。”但我想以下这个假设应该离事实不远:要是英国在印度不是只关心土王、大君的利益,而是也花过力气笼络知识分子,给他们平等待遇,分他们一杯羹的话,那英国人的统治说不定可以永远持续下去。可惜的是,统治印度的英国官员是任何地方的知识分子都不放在眼里的那类人。他们都是些行动人,习染了英国人生而优越的信念。他们一般都瞧不起印度的知识分子——既瞧不起他们知识分子的身份,也瞧不起他们印度人的身份。印度的英国人竭力把行动的领域保留给自己。他们从未认真培养印度人成为工程师、农学家或技术专家。他们建立的教育制度志在培养“不务实”的言辞人。讽刺的是,这种制度不但没能维护英国的统治,反而加速其寿终正寝。

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失败,部分也是因为典型的英国殖民官吏与言辞人之间缺乏友好关系。大部分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尽管强于行动,但因为教养和传统使然,本质上都是言辞人,也都是最受不得藐视和侮辱的。但英国殖民官吏却把他们看成一群怯懦和不知感恩的生事者,以为只要英国人一撤走,犹太人就会成为好战的阿拉伯人的俎上肉。犹太人也痛恨英国官员以指导者自居的态度,因为这些人在经验和智慧两方面都及不上犹太人。负责印度事务的英国官员要是换成赫胥黎( Julian  Huxley)、尼科尔森( Harold Nicolson)或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 一类的能士,大英帝国说不定就可以保住巴勒斯坦的治权。

不管是布尔什维克还是纳粹政权,显然都深谙言辞人对国家的极端重要性。在俄国,文人、艺术家和学者都分享到统治阶级的特权。他们全是高人一等的公仆。虽然要服从党的路线,但他们受到的束缚,并不多于精英分子。在纳粹德国,希特勒想要让精英阶级垄断一切知识的计划尽管邪恶,却不是有欠实际考虑的。在这个计划中,知识分子将会负责统治他预想中的世界帝国,而一般民众只会得到最起码的教育。

107、所有当代的群众运动千篇一律都是由诗人、作家、历史学家,学者、哲学家之类的人为其前导。

在历史上导引过各个群众运动的言辞人中,18世纪的法国文人是我们最熟悉的典型。相似的模式也可从其他群众运动兴起前的阶段找到。例如,为宗教改革打好地基的,是那些撰写小册子挖苦和谴责教士阶级的人和罗伊希林(Johann Reuchlin)之类攻讦罗马教廷不遣余力的文人。基督宗教能够在罗马世界迅速扩张,部分是由于它想要取代的异教信仰早已名誉扫地。这种拆卸工作是由希腊哲学家做好的,他们讨厌古代信仰的幼稚,纷纷在学院和街衢上大肆抨击与冷嘲热讽。基督宗教在犹太教徒中少有收获,则是因为犹太教得到犹太言辞人的热诚效忠。拉比和他们的弟子在当日的犹太社会里享有崇高地位。在言辞人对社会秩序有极高支配力的地方,没有任何让群众运动自内发展或由外传入的余地。

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运动,所有当代的群众运动千篇一律是由诗人、作家、历史学家、学者、哲学家之类的人为其前导。知识性理论家与革命性群众运动的关系不需要我来强调。但同样重要的是,所有民族主义运动——从法国大革命到最近的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都是由爱挑刺儿的知识分子而非行动人构想出来的。被认为是爱国主义支柱的将军、工业家、地主和大商家都是后来者,是到了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后才加入的。在每一个民族主义运动的初级阶段,最必须投入力气去做的一件事,就是说服和争取上述那些爱国主义的未来支柱。捷克历史学家帕拉茨基( Palacky)说过,他和一小群朋友用餐,要是那个晚上饭厅的天花板垮掉了,就不会有捷克民族主义运动的出现。这一小群“不务实”的言辞人乃是任何群众运动开始时不可缺的。德国民族主义的催生者是德国的知识分子,一如犹太复国主义的催生者是犹太知识分子。言辞人因为极在意是不是被尊重,所以哪怕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或群体(种族上、语言上或宗教上的)受到羞辱,都会反应激烈。费希特( Fichte)会起而呼吁四分五裂的德国统一,成为一个可以主宰欧洲的强权,正是受拿破仑对德国人(特别是普鲁士人)的羞辱所刺激。赫茨尔( Theodor Herzl)会鼓吹犹太复国主义,则是因为目睹了俄国和欧洲其他地区数百万犹太人所受到的屈辱。某种程度上,那场把英国势力赶出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乃是肇始于一个瘦巴巴、戴眼镜的印度人在南非的一再受辱。

108、优秀者信仰尽失,而低劣者激情澎湃。

那些爱吹毛求疵的言辞人是怎样通过持续的嘲讽和指责,来动摇政府威信和让大众兴起改变现状之念的,并不难想见。较不为人知的是,这个削弱政府威信的过程有时可以催生新的狂热信仰。好斗的言辞人“在探索现有秩序的根源以指出它缺乏法源与正义”时,更多时候不是为一个自由社会铺路,而是为一个崇尚无比团结和盲从的集体铺路。广泛地鼓吹怀疑主义和不敬神往往会导致意料不到的结果。例如,文艺复兴是尊人抑神的,但它却成为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新狂热主义的一个前奏。启蒙时代的法国人努力暴露王室与教会的黑暗,宣扬理性与宽容,不料却引发革命和民族主义,其余波至今荡漾。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攻击宗教、民族主义与重商主义不遗余力,却引发狂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斯大林主义和主宰世界的激情。

这是因为,戳破一种狂热信仰或偏见的时候,我们并不会撼动狂热主义的根本。我们只是不让它从某一点跑出来,但结果很可能是让它从别的裂缝中冒出来。这样,好斗的言辞人在攻讦既有的信念与忠诚的同时,会无意中在幻灭的群众间创造出一种对信仰的饥渴。这是因为,大多数人无法忍受生活的贫乏无聊,除非是有某些东西可以让他们热烈献身,或有某种激情的追求可以让他们隐埋自己。所以,不管那些对现行政权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的言辞人初衷为何,他们都会成为一种新信仰的先驱。

真诚的言辞人不需要靠绝对的信仰活下去。他把探索真理的过程看得与真理本身同等重要。他不会排斥思想上的冲突,也乐意参与一来一往的论辩。要是他提出一套哲学或学说,那主要是为了展现才华和作为思想演练,而不是要把它作为行动纲领和信仰原则。固然,出于虚荣心,他们为自己的学说辩护时会相当凶猛,但他诉诸的原则一般都是理性而非信仰。狂热者和对信仰如饥似渴的群众则反是,他们更喜欢给思辨加上神圣的光环,使之成为一种新信仰的源泉。耶稣并不是基督徒,一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总而言之,那些好斗的言辞人会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为群众运动铺平道路:(一)攻击既有的信条与制度,使之威信尽失, 不再受人民拥护;(二)在没有信仰就不能活的群众中创造一种信仰真空,以致一个群众运动起而宣扬某种新信仰时,幻灭了的群众会振臂相迎;(三)为新信仰提供主义与口号;(四)动摇“优秀者”——就是没有信仰也可以活下去的人——的信念,让他们在面对新狂热信仰的兴起时,没有抵抗的能力——因为看不出来为任何信念与原则捐躯是有意义的,他们会不作抵抗就向新秩序投降。一俟不敬神的知识分子把破坏工作完成,就会出现叶芝 (The Second Coming)——诗中的情况:


《基督再临》

优秀者信仰尽失,而低劣者
激情澎湃。
他们深信天启近在咫尺,
深信基督再临指日可待。


至此,可供狂热者表演的舞台已布置就绪。

一个荷兰银行家在1914年这样说:“我们不想成为烈士的心理并不比大部分想壮烈成仁的现代人强。”转引自Demaree Bcss,“The Bitter FaLe of Holland”。基督宗教认为,基督再临会带来千禧年,但在千禧年展开前世界会先经历一次大崩坏。这里的“基督再临指日可待”侧重于“世界大崩坏指日可待。”之义。——译注


109、催生群众运动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根源在于,他们本质上都是个人主义者。

一个群众运动的悲剧角色往往是为其前导的言辞人,又特别是那些活得够久,眼看着旧秩序为群众的行动所推翻的言辞人。

一般的印象是,群众运动(特别是革命) 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群众下定决心要推翻腐化高压的暴政, 为自己赢得行动、言论与良心的自由。这种印象是言辞人对现政权不断口诛笔伐所造成的。事实上,一个群众运动所体现的自由,一般都比它们致力要推翻的旧秩序来得少。

对于这一点,论者往往作如下解释。群众运动的领导者在关键时刻劫持了运动,作为自己登上权力宝座的工具,群众则受其欺骗,误以为自由即将来临。但这个解释是不对的。因为在群众运动的过程中,唯一被欺骗的只有言辞人。他们当初站起来对抗旧秩序,嘲笑它的不合理与无能,指责它的不合法和高压政策,要求它给予个人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的自由。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那些响应他们呼吁的群众,渴望的是和他们一样的东西。然而,群众渴望的其实不是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的自由,而是摆脱自主存在这个不能承受之重的负担的自由。他们想要摆脱“自由选择的可怕负担”(陀思妥耶夫斯基语)。他们不想要良心的自由,只想要信仰——盲目、独裁的信仰。他们推倒旧秩序,不是为了创造一个由自由、独立的个人组成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一个整齐划一、没有个人性可言的完全统一体。旧政权让群众不满的不是它的邪恶,而是它的软弱;不是它的压迫性,而是它无法把人们敲打成一个坚固有力的整体。言辞人打动群众之处不在于他们揭示出现秩序的卑劣,而在于揭示出它无可救药的无能。一个群众运动所取得的直接结果,往往就是群众渴求的结果。他们没有被骗。

催生群众运动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根源在于,不管他们有多么讴歌群体行动,本质上都是个人主义者。他们相信有个人幸福可言,相信个人判断和原动力的重要性。但一个群众运动一旦成形,权力就会落入那些不相信也不尊重个人者之手。他们会得势,主要不是因为漠视个人让他们敢于冷酷无情,而是因为他们的态度和群众的激情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章 狂热者


如果狂热者是鱼,混乱就是水。当旧秩序开始崩溃,他舍全力搅和进来,对可憎的“现在”施以猛烈无情的打击。他为一个世界突然走到末日而雀跃不已。让改革见鬼去吧!现存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垃圾,而改革垃圾是了无意义的。

110、如果狂热者是鱼,混乱就是水。 

即使各种条件成熟,也只有狂热者才能使一个群众运动孵化成形。没有他,言辞人所激起的不满情绪将不会有方向感,只能漫无目的地宣泄,很容易就可以镇压下来。没有狂热者的领导,已经提出来的改革即使十分彻底,仍然动不了旧生活方式的一根毫毛,而政府方面即使有任何改变,也不过意味着权力从一批行动人转移给另一批人。没有狂热者,大概就不会有一个新开始。

等旧秩序开始瓦解,那些一直焚香祝祷这一天早日来临的言辞人反而会害怕起来。乍见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他们就会吓得不知所措。他们会忘了自己为“贫穷单纯民众”所说过的一切话,而跑去求助于强有力的行动人——亲王、将军、行政官、银行家、地主这一类懂得怎样应付乌合之众,怎样阻遏混乱怒潮的人。

狂热者却不是这个样子。如果狂热者是鱼,混乱就是水。当旧秩序开始崩溃,他会全力搅和进来,对可憎的“现在”施以猛烈无情的打击。他为一个世界突然走到末日而雀跃不已。让改革见鬼去吧!现存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垃圾,而改革垃圾是了无意义的。对自己一心一意制造的混乱状态,他有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没有破坏就不会有建设。他会把怕事的言辞人推到一边,不过还是会继续宣扬言辞人提出的主张和口号。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群众内心深处的渴望:渴望联合,渴望团结,渴望在一个庄严雄伟的有力整体中分解掉该死的个体。“未来”高于一切,在运动内外迷恋“现在”的人都合该受诅咒。

111、大部分的纳粹头子都有艺术和文学上的野心,却没有实现的能力。 

狂热者是打哪儿来的?大部分来自没有创造力的言辞人中间。言辞人内部有一个重要分野:一是创造欲望得到满足者,一是创造欲望得不到满足者。有创造力的言辞人,不管他对既有秩序的批评和嘲讽有多猛烈,都是依恋着“现在”的。他的激情在于改革而非摧毁。如果一个群众运动能始终为他掌控,就会被导向一个温和的方向。他发起的改革会是表面的,不会让日常生活的运转突然中断。但这只在群众的行动还没有失控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群众的行动会没有失控,这或者是因为旧秩序不经斗争即行退让,或者是因为混乱甫一开始言辞人就与强有力的行动人结盟)。但如果对旧秩序的斗争呈现炽烈混乱的局面,而且只有凭借坚强团结和自我牺牲才可望取得胜利时,那些有创造力的言辞人就会被推到一边,权力会落入没有创造力的言辞人手上。后者乃是一些狂热鄙夷“现在”的人。

那种渴望写一部巨著、画一幅名画、设计一座雄伟建筑而又知道自己一辈子都办不到的人,只要是生活在安定的社会,就不会得到内心的宁静。他认为自己的人生已败坏得无可挽回,而世界则已经乱了套。只有混乱状态会让他如鱼得水。即使是服从或施加一种铁的纪律,他也只是把这纪律当成带来永远变动不居状态的工具。只有在投身于变动中,他才会有自由感,才会觉得自己在成长在发展。因为永远无法与自我取得和谐,所以他害怕确定,害怕固定的秩序。马拉( Marat)、罗伯斯庇尔、列宁、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是由无创造力的言辞人蜕变为狂热者的。菲尔埃克( Peter Viereck)指出,大部分的纳粹头子都有艺术和文学上的野心,却没有实现的能力。希特勒试过搞绘画和建筑,戈培尔写过戏剧,罗森贝格( Rosenherg)试过建筑和哲学,席拉赫(vonSchirach)写过诗,丰克(Funk)试过音乐,施特赖歇尔(Streicher)试过绘画。“他们大部分都是失败者——不只从世俗的成败标准衡量是这样,从他们自己的艺术标准衡量也是这样。”他们的艺术野心“本来要比他们的政治野心深邃得多;是他们人格不可分的一部分”

有创造力的言辞人会觉得自己跟一个激烈运动的气氛格格不入。让人头昏目眩的变迁会腐蚀他的创造力。只要他的才华还没有枯竭,他就不会把满足感寄托在领导百万人和取得胜利上。结果就是,当一个运动全速开动以后,他不是会自动退出就是会被推到一旁。再者,由于真正的言辞人不会愿意长时间压抑自己的批判意识,日子一久,他无可避免会扮演起异端角色。因此,除非他能适时与操实权的行动人联合起来或早早寿终正寝,他的最后下场很可能是引退、被放逐或遭到枪决。

112、没有外敌可以摧毁时,同一阵营的狂热者就会彼此为敌。 


对一个群众运动的发展来说,狂热者的危险处在于他永远静不下来。一旦取得胜利,新秩序开始成形,狂热者就可能会成为一个乱源。对强烈情绪的爱好会驱策他去寻找尚未揭示的奥秘和尚未打开的神秘门户。他会不断走向极端。因此,大部分群众运动在取得胜利的第二天,就会出现内部倾轧。前一天在与外部敌人生死斗争中获得发泄的激情,现在会通过斗争自己人来宣泄。憎恨成了一种习惯。没有外敌可以摧毁时,同一阵营的狂热者就会彼此为敌。希特勒本身是个狂热者,所以对党内那些反对他的狂热者的心理状态有精准判断。1934年清算掉勒姆(Rohm)以后,他在写给新任冲锋队队长的任命状中指出,那些无法静下来的分子“没有了解到,他们已经把虚无主义当成终极的信仰......他们只能在阴谋活动中得到内心的安宁,在不断企图破坏既有的秩序中获得满足”。希特勒对德国内外敌人的分析常常是一种自我披露,这段话也不例外。事实上,他一直都把虚无主义奉作他的“终极哲学与告别词”,尤以人生最后一段日子为然。

若放任狂热者自行其是,他们有可能会分裂出去,对运动本身构成威胁。即使狂热者没有制造不和,他们仍会对运动构成危害,因为他会迫使运动去做一些不可能达成的事。只有务实的行动人介入,一个群众运动才可望保有它已取得的成果。


第三章  务实的行动人 


群众运动到了行动人手中之后,就不再是逃避个人生存苦恼和负担的人的避难所,而是一变而为野心家自我实现的工具。到了这个阶段 ,它会对那些有事业野心的人发挥强大吸引力。而有事业野心的人纷纷投效,也会激烈改变这个群众运动的性格。带来它与“现在”的和解。

113、用失意者的愤懑情绪作为建筑一个新世界的灰泥。 

一个群众运动一般都是由言辞人为前驱,由狂热者实现,再由行动人加以巩固。

如果这三种角色由不同的人接连担任,对一个群众运动来说通常都有好处;而一个群众运动想要长久存在,大概更是非如此不可。群众运动若是从开始到成熟都是由同一个人或同一批人领导,往往不会有好下场。纳粹和法西斯运动就是从头到尾都由一个人领导,所以下场凄惨。让纳粹运动走向败亡的,乃是希特勒的狂热无法抑制、无法扮演务实的行动人。要是希特勒死于1930年代中叶,则像戈林这样的行动人无疑将会掌权,这样的话,纳粹运动说不定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人的性格当然是有可能改变的。一个言辞人有可能变成真正的狂热者或务实的行动人。
然而,有各种证据显示,这种变形往往是一时的,或迟或早他们又会变回原来的类型。托洛茨基本质上是个言辞人:虚荣心重、才气焕发,而且是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沙皇俄国的突然崩溃和列宁的坚强意志把他拉进了狂热者的阵营。内战期间,托洛茨基又表现出他是个无与伦比的组织者与将军。但到内战结束,局势缓和下来以后,他再度回复言辞人的本性。他不冷酷也没有猜疑心,信赖言辞的力量多于权力的力量,所以最后只能被狡诈的狂热者斯大林推到一边。

斯大林是狂热者和行动人的结合体,但狂热者的成分占优势。他犯下的重大错误(如消灭富农,清党,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粗暴地限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创作自由),都是狂热者的表现。在狂热者斯大林当权期间,俄国人鲜能享受到“现在”的快乐滋味。

希特勒也是如此。他主要是个狂热者,而他的狂热损害了他以行动人身份取得的很多杰出成就。

当然也有像林肯、甘地、罗斯福、丘吉尔和尼赫鲁一类卓越的领袖,不过为数甚少。他们不迟疑于利用人的饥渴和恐惧去团结人民,使他们愿意为一件神圣伟业抛头颅、洒热血。但不同于希特勒和斯大林,甚至不同于路德和加尔文①的是,他们并不打算用失意者的愤懑情绪作为建筑一个新世界的灰泥。这些卓越领袖的自信来自对人类的信心,因为他们知道,一个人除非尊敬人类,否则就不会受人类尊敬。

①路德和加尔文两人都“志在建立一个比天主教会更强有力、更独裁、更苛求、更不倦于迫害异端的新教会权威”。

114、真正的行动人意不在更新世界,而在拥有它。 

行动人可以把群众运动从自取灭亡的分裂和狂热者鲁莽的行动中挽救回来。但他的出现,往往标志着一个群众运动活力期的终结。与“现在”的战争过去了。真正的行动人意不在更新世界,而在拥有它。群众运动活力阶段的生命力来自对抗和彻底改革的渴望,但最后阶段关心的主要是制度化和维系业已赢得的权力。

随着行动人的出现,该运动生龙活虎的活力会被封存到制度化的机构里面。 一个宗教运动会凝结为僧团系统和一些仪式; 一个革命运动会凝结为侦查和行政的机构;③ 一个民族主义运动会凝结为一些政府和爱国主义的机构。一个教会的建制化意味着复兴精神的终结;④ 一个成功革命所建立的制度会让革命的心态和行事方法被取缔;⑤ 一旦一个国家建立或复兴,其政府机构会让沙文主义的好斗性销声匿迹。这些机构把群众行动冻结成固定的模式。制度化集合体的成员被期望同心戮力,但他们却必然更像是松散的组合而非自发的融合。他们的团结只能来自对各制度本身的忠诚。自动自发会受到猜疑,谨守职分会被看成比热烈献身更高的价值。

115、行动人用以巩固和维系新秩序的方法是折衷性的。

当一个行动人接管了一个得势的群众运动以后,其首要关心是把成员的团结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维持下去。他的理想是一个紧密无间和无懈可击的整体,可以自行运作。要达到这个目标,他不能依靠热情,因为热情是短暂的。说服手段的效果同样缺乏保证。因此,他会倾向于倚重强制手段。他觉得“所有人都是蠢材”之说不及“所有人都是懦夫”来得真确,所以他会赞同梅纳德爵士( Sir John Maynard)所说的:新秩序应该建立在人的脖子上而不是心坎里。①真正的行动人不是信仰人( Men of Faith),而是法律人( Men of Law)。

尽管如此,信仰与自发性在运动初期所发挥过的重大作用,仍然会让他记忆犹新。因此,他还是会在新的机构里保持信仰的门面,并继续不间断进行热烈的宣传,哪怕他依赖的主要是强制手段。他的命令都会用虔诚的语汇加以包装,往日的纲领和口号仍然会挂在嘴边。信仰的象征物高高挂起,备受尊崇。运动早期阶段发挥过作用的言辞人和狂热者会被奉为圣徒。这样,就会营造出信徒的服从是出于信仰和自发的假象。他也会尽全力把新秩序说成是早期斗争所追求的理想的辉煌实现。

行动人用以巩固和维系新秩序的方法是折衷性的。他取法的对象不论远近,无分友敌。他甚至会向旧秩序取经,抄袭很多旧秩序用以维持稳定的方法,因而不知不觉地建立起与过去的连贯性。这阶段的一大特征是会出现一个绝对的独裁者,但之所以会这样,并不纯粹是当权者嗜权,这也是一种蓄意采用的策略。极端独裁看来在一个组织的诞生阶段和衰落阶段都是最容易出现的,因为它可以让尚未定形的东西定形,或让行将解体的东西暂时稳住。例如,“教皇无错误说”是伊里奈乌斯( Irenaeus)在教皇初创期提出的,但到了1870年,也就是教皇制度看来摇摇欲坠的时候,庇护九世( Pius IX)又把它重提一遍。

因此,由一个行动人所建立的秩序是一种拉杂拼凑之物。例如,斯大林治下的俄国就是由布尔什维克主义、沙皇制度、民族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独占资本主义杂凑而成。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则集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普鲁士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日本神道主义、天主教成分和古代希伯来信仰于一身。基督宗教的情况也类似,它在经历最初几世纪的内部冲突和分裂后,凝固成了一个专制的教会,其成分也是新旧杂陈和从敌友两方面抄袭而来。例如,它的科层制度是模仿罗马帝国的官僚系统,仪式部分则吸取了古代信仰并采自古代礼仪,又发展出绝对领袖制度,并用尽一切方法把所有生命与权力的成分吸收进来。

116、一个群众运动的活跃阶段结束,就会变成成功者的权力工具和失意者的鸦片。

群众运动到了行动人手中之后,就不再是逃避个人生存苦恼和负担的人的避难所,而是一变而为野心家自我实现的工具。到了这个阶段,它会对那些有事业野心的人发挥强大吸引力,而有事业野心的人纷纷投效,也会激烈改变这个群众运动的性格,带来它与“现在”的和解。早在纳粹党还嗷嗷待哺时,希特勒已经洞悉群众运动的特质,并提出警告说,一个群众运动想要始终保持活力,就绝不能提供任何“现在”的好处,而只能鼓励追随者向往“后代子孙眼中的光荣和声望”。希特勒指出,一旦群众运动被一些喜好功名利禄者入侵,它的“‘使命’就寿终正寝了”。

到了这个阶段,群众运动仍然会对失意者下工夫,但不是去煽动他们的不满,使之继续与“现在”作殊死斗争,而是千方百计使他们与“现在”和解,变得忍耐而柔顺。这时候,群众运动会提供失意者遥远的希望、梦想与愿景。等一个群众运动的活跃阶段结束,它就会变成成功者的权力工具和失意者的鸦片。


第四章 良性与恶性的群众运动 


凡是在团结和自我牺牲被认为是社会正常运作不可或缺的地方,日常生活不是往往会被宗教化(即任何一般事务都会被说成是神圣伟业的一部分),就是会被军事化。不管是两种情况中的何者,群众运动积极阶段所发展出来的模式都会倾向于固定下来,永远维持下去。


【积极阶段的黑暗与贫瘠】


117、在社会激情处于高压的阶段,少有可供人沉思和反省的余地。 

本书探讨的主要是群众运动的积极阶段——由“忠实信徒”形塑和主导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各类型的群众运动往往会流露出一些共同特征,而那是我们前面概述过的。不过,不管一个群众运动的本来目标有多么崇高或最后结果有多么造福人群,但在积极阶段,它却必然会表现出一些让人不快(如果不是说邪恶)的特点。作为这阶段人格化身的狂热者一般都是那类不讨人喜欢的人。他冷酷无情、自以为是、轻信、好辩、心胸狭窄、粗野无礼。他随时准备好为他的神圣伟业而牺牲亲属朋友。让一个群众运动拥有不可抵抗力量的是成员的绝对团结与自我牺牲精神,但这两样东西,却是以牺牲个人自主性中好些珍贵的成分而得来的。一个群众运动,不管其信仰如何崇高、目标如何正大,只要它的积极阶段为时过久,就绝不会是良性的群众运动,特别是这个运动已掌握了权力却仍然继续积极阶段。那些被认为比较良性的群众运动——如宗教改革、清教徒运动、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革命,以及过去100年来的许多民族主义运动——它们的积极阶段历时都比较短。不过,只要一个群众运动还是处于积极阶段中,它就或多或少会带有狂热者的色彩。像甘地一类能够造福人民和人类的群众运动领袖,不仅懂得如何发动一个群众运动,还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结束其积极阶段。

若是一个群众运动历经好几代人之后还保留其积极阶段的作风(中世纪的教会就是如此),或因通过持续的狂热宣教而使其正统得到不断强化(伊斯兰教就是这样),那结果就会是一个停滞的黑暗时代。要是我们能在一个群众运动中找到某些真正的创造性,那这种创造性几乎总是出现在积极阶段之前或之后的阶段(后者更常见)。若一个群众运动的积极阶段不是持续得太久,也没有太多流血和破坏的话,那在它结束之后(特别是结束得很突然的话),往往会尾随一个创造力勃发的阶段。这一点,看来不管对以成功收场的群众运动(荷兰革命)还是以失败告终的群众运动(清教徒革命)而言都可以成立。导致这种文化复兴的,并不是一个群众运动的理想主义或热情,而是集体束缚的突然松绑和个人得以从盲信的窒息气氛中解放出来。有时候,人们会有创作的冲动,乃是为了填补一件过去了的神圣事业所留下的空虚。

积极阶段本身是很贫瘠的。托洛茨基深知这一点,所以才会说:“在社会激情处于高压的阶段,少有可供人沉思和反省的余地。在革命的年代。9位缪斯女神——哪怕是掌管史诗的那位坚强而平庸的缪斯——都干得苦哈哈的。”另一方面,拿破仑和希特勒都大叹他们的时代缺乏伟大的文学与艺术作品,未能与他们缔造的丰功伟业相互辉映,拿破仑写信问他的警察厅长“为什么帝国境内看不到文学作品的欣欣向荣,又说他乐于看到文学的欣欣向荣”。他们都有所不知,积极阶段的气氛是会断伤或窒息创造性的心灵的。弥尔顿( Milton)早在1640年已经诗才横溢,写就了《失乐园》(ParadIse Lost)的草稿,但接下来20年,他却埋首撰写政治性的小册子,为清教徒革命辩护。“喧闹和嘶哑的争辩海洋”中蹚浑水。一直要等到清教徒革命寿终正寝而他本人亦见弃于国人,他才终于写出《失乐园》、《复乐园》(ParadIse RegarIned)、《力士参孙》(SamsonAgonistes)等名篇。

118、狂热者的盲目是他们力量的源泉,但也是他们智力贫瘠与情绪单调的原因。


一个积极的群众运动对创作活动的干扰极深远,而且表现在许多方面。(一)群众运动引发的激情会把原可用于创作的精力消耗殆尽;(二)它会要求创作活动为运动的推进服务。举凡文学、艺术和科学都必须有宣传意义,必须具有“实用价值”。那些笃信的作家、艺术家或科学家不会是为了自我表达、拯救自己灵魂或发现真与美而创作。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的任务是去警告、去规劝、去敦促、去讴歌和去责难。(三)当一个群众运动打开了宽广的行动领******争、殖民、工业化等),个人的创作精力会被进一步抽干;(四)狂热的心灵状态本身就足以窒息各式各样的创作工作。狂热者因为藐视“现在”而看不见生命的复杂性和独一性。凡是足以激发创作灵感的事物,他都会认为是微不足道和堕落的。

"我们的作家必须排成密集的队伍,齐步前进,凡是离队跑到路边去采摘野花的人都是逃兵。"苏俄作家西蒙诺夫(Konstan-tine Simonov)这番话,与许多世纪以来的狂热者之言相呼应。

生活在公元l世纪的犹太拉比雅各( Jacob)这样说:“一个人走在路上……不去学习《圣经》,而去赞叹‘这棵树多美啊’或者说‘这片犁过的田多美啊’……就是在戕害自己的灵魂。”

据说,明谷的圣伯尔纳(Si. .Bernani ofClerveaux)可以一整天在日内瓦湖畔散步而看不见湖本身。英国大哲学家休谟 (David Hume)在《艺术的净化》(ReFIment of The ArTs)中提到一个僧人:“他因为修道室窗外的景物十分优美,所以发誓不把头转向那边。”狂热者的盲目是他们力量的源泉(因为他们看不见障碍),但也是他们智力贫瘠与情绪单调的原因。

另外,狂热者因为心态傲慢,所以也产生不出新的创见。他会傲慢,在于他深信人生和宇宙都遵循一个简单的公式——他的公式。所以,他不会偶然停下来从事有益的探索,寻找新的反应、新的组合和新的开端。

119、纳粹与共产者得自模仿者比得自原刨者为多。 

即使一个群众运动流露出原创性,这些原创性一般也只是表现在应用和规模两方面。一个群众运动所利用的原则、方法和技术,往往是原创自该运动的外部,有的是过去的产物,有的迄今还被应用。所有积极的群众运动莫不具备不害臊的模仿性(一种我们今天认为日本人极其擅长的能力)。哪怕是在宣传技术上,纳粹与共产者得自模仿者也比得自原创者为多。他们促销其神圣伟业的品牌的方法,跟资本主义广告商促销肥皂或香烟的方法没有两样。纳粹和共产者一些看来惊人的创新,也不过是借用(更精确地说是企图借用)福特和柱邦等企业家的经营方法来经营一个幅员庞大的帝国。把共产实验的成功归功于非共产世界中不受拘束的创造力,大概不是胡说。克里姆林宫的理论家曾经说过,资本主义灭亡以前理当可以与共产主义共存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这些人以为他们这样说是一个慷慨的让步。事实上,要是共产世界之外没有自由社会的存在,他们大概会发现有必要下令建立。


【决定积极阶段长短的一些因素】


120、自由与个体性的式微就是文明的式微。

一般而言,一个目标具体而有限的群众运动,其积极阶段之持续时间,比一个目标朦胧而不确定的群众运动要短。极端主义想要长期维持下去,模糊的目标大概是不可少的。英国政治强人克伦威尔说过:“没有人会比不知道要去哪儿的人走出更远。而一个为推翻独裁统治或抵抗外来侵略或振衰起蔽而发动的群众运动,一俟斗争结束或改革接近完成,自然会走向终结。相反的,要是一个群众运动追求的是完全团结和无私的理想社会——不管那是上帝之城( City of God) 、共产党的地上王国还是希特勒的战士国家——那么运动的积极阶段就不会自动终结。凡是在团结和自我牺牲被认为是社会正常运作不可或缺的地方,日常生活不是往往会被宗教化(即任何一般事务都会被说成是神圣伟业的一部分),就是会被军事化。

不管是两种情况中的何者,群众运动积极阶段所发展出来的模式都会倾向于固定下来,永远维持下去。

在19世纪下半叶的普遍乐观气氛中,布克哈特和勒南是极少数意识到来临中的千禧年暗藏凶险的人。布克哈特预见到一个军事化的社会:“我有一个听起来极为愚蠢的预感,但它却在我心中盘桓不去:军事化的国家必然会变成一间大工厂……每天有军鼓催你起床,催你休息。”勒南的洞见要更深远。他感觉得到社会主义行将成为西方的宗教,而因为那是一种世俗的宗教,所以也势将导致政治和经济的宗教化。他也害怕天主教会因为迎战这种新宗教而复兴起来。“让我们战栗吧,就在这个时候,一种未来的宗教恐怕正在形成中,但我们却不是它的一部分!……轻信有其深邃的根源。在天主教的合作下,社会主义说不定会带回一个新的中世纪,随之而来的是野蛮与教会当道,自由与个体性的式微——换言之就是文明的式微。”

121、所谓自由的传统就是反抗的传统。 

一个追求高远理想的群众运动固然常常会引起长时期的扰攘和暴乱,但稍稍让人安慰的是,会有这种后果的,往往只是幅员广大、人口异质化程度高的地方。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情况固然都是如此,法国、俄国和纳粹的革命亦可作为佐证。以色列这个小国所推行的集体农场计划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小国已经顺利完成的社会化方案都在表明,一个同构性偏高的小国用不着营造狂热气氛或采取高压手段,一样可以缔造理想社会。一个小国因为害怕浪费宝贵的人力资源、抵抗外侮的迫切需要,以及人民亲如一家的感觉,它们用不着宗教化和军事化手段就能高度团结。

如果能把所有极端性的社会实验都留给一些同构性高的小国家进行,说不定会是西方之福。大工业生产所使用的实验工场(Pilot LaNt)原则,也许可以用来作为实现社会进步的手段。小国可以提供大国一张光明未来的蓝图,这样的事是有先例可援的:西方的宗教、文化和文明的基本元素,就是得自近东、希腊和意大利的小城邦。

群众的特质和一个群众运动的积极阶段的长短还有另一层关联。日本、俄国和德国之所以容许一个积极的群众运动漫无止境地持续下去而看不到有反对者,是因为这些国家在现代群众运动兴起以前,其人民已习惯于服从和铁的纪律多个世纪了。列宁看得出来俄国群众的服从性对他极为有利:“你怎能拿西欧人民来跟我们的人民相比?后者是那么有耐性和习于艰苦。”任何读过斯塔埃尔夫人(Madame de Stael。) 100年前论德国国民性的言论,都不会不明白德国人为什么是造就长期群众运动的好材料:“德国人的服从性极其旺盛。他们会用哲学推理去解释世界上最不哲学的东西,会尊敬力量,并因为恐惧而把这种尊敬转化为仰慕。”

说一个有自由传统的国家不会出现斯大林或希特勒之流是没有根据的。较有根据的说法是:在有自由传统的国家,希特勒或斯大林之流要取得政权也许不难,但权力要长久保持却难上加难。所谓自由的传统就是反抗的传统,而在一个经济明显改善的地方,自由的传统几乎是一定会被激活的。就像第45节所述,在俄国,反抗斯大林的人是无所归属的,所以也缺乏抵抗高压的能耐。但在有自由传统的国家,反抗高压的个人并不会觉得自己是孤立的原子,而会自认为属于一个强有力的族类-—一具有强力反抗精神的祖先的子嗣。

122、领袖的人格特质是左右群众运动性质与长短的一个关键因素

领袖的人格特质大概是左右群众运动性质与长短的一个关键因素。林肯和甘地都是优异罕有的领袖,而他们的不凡处除了表现在努力遏止群众运动固有的邪恶面,也表现在愿意于群众运动的目标或多或少实现后把它终结。能够让“权力陶冶出高贵与恢弘灵魂”的人寥寥无几。共产运动的积极阶段之所以如此漫长,主要是斯大林的中世纪心灵和斯拉夫部落的残酷作风有以致之。去猜测列宁要是能多活一二十年俄国革命今天会是什么样子,是徒劳无益的。不过,一般认为,列宁人格中的野蛮成分不如斯大林或希特勒显著(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的话来说,这两个人的兽性让我们的眼和耳成了“人类邪恶的见证”)。斯大林按自己的喜好捏塑他的接班人,所以接下来几十年,俄国人大概不能指望生存环境有什么改变。清教徒革命在克伦威尔死后结束,而罗伯斯庇尔的死则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积极阶段的终结。要是希特勒在1930年代就死去,纳粹运动在戈林的领导下,取向说不定会有根本的改变,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不是不可避免。然而,作为一种新宗教,让纳粹主义继续生存下去,其流毒说不定比大战造成的残暴,流血和破坏还要大。

123、目标愈明确,人们对目标的记忆会愈清晰。

一个群众运动始创时的作风,对于其积极阶段的长短和终结时的形态都会有影响。以宗教改革、清教徒革命、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和许多民族主义运动为例,它们的积极阶段都相对要短,并在形成一个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秩序后落幕。这些例子都表明运动初期的情绪和榜样对其后来的发展有影响。所有这些运动的兴起都是为了推翻一个建立已久的权威。

目标愈明确,人们对目标的记忆会愈清晰,而个人自由在最后抬头的可能性亦愈大。反观基督宗教初兴时却没有这样明确的反抗目标。它并不是要推翻一个国王、一个特权阶级、一个国家或一个教会。基督宗教固然有它的殉教者,但这些殉教的个人却不是为了整个世界的利益而向趾高气扬的权势挥拳咆哮。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基督宗教的专制秩序才能历15个世纪而没有受到重大挑战。基督徒的心灵枷锁最终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获得解放,但其动力不是来自基督宗教早期的历史,而是得自希腊一罗马时代一些独立、桀骜的个人的榜样启迪。伊斯兰教和日本集体主义的兴起,同样不是发自反抗精神,所以哪怕是今天,两者都还看不到有真正个人解放的迹象。德国的民族主义亦复如此:它不像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那样,是为激烈反抗某种既有势力而发,而是从一开始就处于普鲁士军队的卵翼之下。德国个人自由的种子并非民族主义,而是新教。宗教改革、清教徒革命、美国独立革“基督徒对当道者的反抗,其精神要有过于英雄主义,但本身却不是英雄主义。”德军在耶拿( Jena)败于拿破仑后,哈登贝格(HAdenBerg)对普鲁士国王建言说:“王上陛下,我们必须自上而下发起法国人自下而上发起过的事(指民族主义——译注)。”法国大革命和许多民族主义运动都是由庄严正大的个人反抗揭开序幕,所以它们的参与者对目标的记忆会历久弥新。

从这个角度看,个人自由最终必会在俄国抬头,大概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


【有益的群众运动】


124、把人民宗教化的能力是民主国家领袖的必备才具之一。

在“忠实信徒”眼中,没有任何信仰的人是没有骨气和个性的,不值一哂。另一方面,不同阵营的“忠实信徒”尽管势同水火,恨不得掐住对方咽喉。却不敢小觑对方的力量。希特勒把布尔什维克视为旗鼓相当的对手,并下令任何参加过共产党的人如果愿意归顺,都可马上加入纳粹党。同样的,斯大林也认为只有纳粹德国和日本人值得他尊敬。即便狂热的宗教人士和激进的无神论者也并非互不欣赏。其理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吉洪主教有过很好的解释:“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比对宗教问题漠不关心的世俗人更值得尊敬……完全的无神论者仅差一步就会是个宗教信仰无比热诚的人……但对宗教问题漠不关心的人除恐惧以外没有任何信仰。”

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忠实信徒”——不管是共产主义者、纳粹党员、法西斯分子、日本人还是天主教徒——都异口同声指责西方民主国家的颓废堕落。他们论点的核心是说民主制度会让人变得太过软弱、太爱享乐、太自私,不愿意为国家、上帝或任何神圣伟业赴死。他们说,缺乏赴死精神正是民主国家已经腐烂到核心的表征。民主国家业已老朽、腐败和衰败,断不是行将分土封王、信仰弥坚、雄风凛凛的忠实信徒集团的对手。

这种指控有一点点道理,但以胡说八道的成分居多。正如第43节指出过的,人们会愿意团结行动和自我牺牲,乃是一种群众运动现象。在和平时期,民主国家乃是一些自由个人的制度性结合。不过、一旦一个民主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它就势必要人民团结起来,在他们心中激起最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换言之,在非常时期,一个民主国家必须把自己转化得肖似一个好战的教会或革命政党。这个宗教化的过程虽然常常是困难和缓慢的,却不涉及什么深远的改变。“忠实信徒”指证的种种“堕落”,事实上不是一种有机性的衰败。照纳粹的说法,德国在1920年代是衰败的,但在1930年代却雄壮威武。这只是天方夜谭,因为短短10年时间想要在一个千百万人口中引发文化上的重大改变都是不可能的,更遑论引发生物性的改变了。

但有一点倒是真的:在类似希特勒所处的时代,一个国家能否在短时间内发动一场群众运动,是生死攸关的。把人民宗教化的能力是民主国家领袖的必备才具之一,哪怕他用得着这种本事的时候并不多。大概同样真确的是,过于言必有据和实事求是的人是不胜任国家领袖之职的。在一个民主国家的日常生活中,需一要有某些素质,让它可以在危机时期迅速达成宗教化。这些素质,可说是一个国家的潜在能量。赫拉克利特说过:“让人一切渴望得到满足,对他大概不是可喜之事。”这个说法,对个人和对国家来说一样成立。当一个国家不再有强烈热望或是它的理想都是具体和有限的事物时,它潜在的能量就会受损。只有拥有一个无止境的目标,一个国家才能保持其潜在能量。这个目标并不需要多崇高。即便只是追求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样平庸的目标,也够一个国家保持相当好的潜在能量。英国人的理想是当个乡村绅士,法国人的理想是退休后悠游自在,而这两个目标都是具体而有限的。英法两国目前之所以进取性降低,大概与国民愿望的局限性不无关系。反观美国人俄国人和德国人的理想都是不明确而又没有底线的。

125、狂热是一种灵魂的疾病。


如本书第1节所示,群众运动往往有助于唤醒和振兴一个停滞的社会。纵然我们不能主张群众运动是达成复兴唯一有效的工具,但从俄国、印度、中国、阿拉伯世界乃至西班牙的例子看,在幅员广大而异质性高的社会,复兴和革新所不可少的广泛激情和热忱,大概只有群众运动可以创造和维持。即使是小而同质性高的社会,如果想要在短期间达成复兴。群众运动看来同样是不可少的。

中国过去百年来的大不幸,大概就是因为群众运动 (太平天国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衰落得太快或太早被捻熄。中国没有能够产生斯大林、甘地或凯末尔这样的人,让一个群众运动得以持续到令改革生根的程度。西班牙哲学家加塞特认为,一个国家要是无法产生扎实的群众运动,就反映出这国家具有种族上的缺陷。谈到祖国西班牙时,他说:“民族智慧上的表现一直是萎缩状态,从来不曾有过正常发展。”

假如一个政府长期昏聩无能,那由一个强有力的群众运动把它推翻(哪怕此举需要牺牲许多生命和财富),看来要比让它自行倾圯崩溃为佳。有力的群众运动往往是一个注入活力、更新和整合的过程。凡是容许政府慢慢倾圯的地方,往往会陷于停滞不前,趋于凋谢——也许是无可挽回的凋谢,由于言辞人在群众运动初起时总是扮演关键角色,因此看起来,一个社会要保持生气,是少不了一小群高教养而能言善辩之士戮力而为的。另一方面,言辞人又不应该与现政权保持太密切的关系。东方社会的长期停滞是很多原因造成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无疑是多个世纪以来,读书人不但寥寥无几,而且几乎总是统治阶层的成员——不是官员就是僧侣。

西方国家在殖民地建立的教育机构具有助长革命的效果,前文已有谈及。令人好奇的是,印度能够产生甘地或尼赫鲁之类的人,到底主要是因为印度文化本身的优越性,还是因为印度长时间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外来影响力似乎是一个主导因素。例如,阿拉伯文化会在穆罕默德时代复兴,犹太教和基督宗教居功匪浅。欧洲人从中世纪的停滞状态觉醒,外来的影响力——希腊一罗马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亦曾起过作用。俄国、日本和好几个亚洲国家的复兴,是西方的影响力扮演了积极角色。但需要强调的是,外来影响力并不是以直接的方式发挥作用。使一个社会发生震撼,从而自停滞状态中苏醒的,并不是外国风俗、习惯、思考及行事方式引入的结果。外来影响力的作用,主要是在一个原来没有言辞人的地方创造一批言辞人,或是在已经有言辞人的地方诱导他们与既有的体制决裂。然后,这些言辞人会通过对既有秩序的攻击,为可以带来社会复兴的群众运动铺好路。 

易言之,外来影响力只是整个连锁过程的最初一环,而最后一环则往往是一个群众运动:能震撼一个社会,使之从停滞状态苏醒的,就是这个群众运动。

以阿拉伯文化为例,外国影响力的作用即在于让穆罕默德这个言辞人疏离于麦加的既有体制。穆罕默德发起了一个群众运动(伊斯兰教),震撼了阿拉伯世界,并使之团结起来。

在文艺复兴时代,外来影响力(希腊一罗马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促进了一群与教会无关的言辞人的出现,也使许多传统的言辞人疏离于当权的天主教体制。其结果就是宗教改革的出现,使欧洲从昏睡状态惊醒。

在俄国,欧洲的影响力(包括马克思主义)切断了知识分子阶层对罗曼诺夫王朝的忠诚,而最后引发出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至今还在进行中,力求令庞大的俄罗斯帝国焕然一新。

在日本,对外来影响力发生感应的不是言辞人,而是一群行动人,其中包括明治天皇。这些务实的行动人具有彼得大帝(他本身也是行动人)所没有的远见,所以成功地做到他所做不到的事。他们知道,单是引入外国的习俗与方法不足以振衰起弊,也无法在短短几十年间扭转国家历时数世纪的停滞落后。他们认识到宗教化是这么史无前例的一件大业中不可获缺的动力。于是,他们发动了现代最奏效的群众运动之一。这运动的各种弊端本书已屡有说明,但要不是靠它,是不是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达成日本达成过的那般惊人伟业,令人怀疑。

在土耳其,外部影响力作用于一个行动人的身上。他就是凯末尔,而整个连锁过程的最后一环就是一个群众运动。


英国遗传学家霍尔丹(J.B.S.Haldane)说过,狂热主义是公元前3009年至公元1400年之间人类真正重要的四大发明之一。那是一种犹太教)基督宗教的发明。说来不可谓不奇怪,狂热既是一种灵魂的疾病,却又是一种可以让社会和国家振衰起弊、死而复生的神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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