淤泥菡萏

不是归人,只是过客.

《狂热分子》Ⅰ▪ 群众运动的吸引力——是它可以成为个人希望的替代品。热情的发电厂 。

存档灵魂:


【美】埃里克·霍弗 著  梁永安 译


第一部分 群众运动的吸引力


第一章 对改变的渴望

当我们的生活朝不保夕,完全无力控制我们的生存环境时,就会执着于熟悉的生活方式。我们通过把生活模式固定化去对抗深深的不安全感。借此我们给自己制造了一种幻象:不可预测性已为我们所驯服。

1、宗教运动、革命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是热情的发电厂 


很多人参加革命运动,是因为憧憬革命可以急遽而大幅地改变他们的生活处境。这是个不言自明的道理,因为革命运动明明白白就是一种追求改变的工具。

但较不为人知的是,宗教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一样可以是改变的手段。要实现迅遽和巨大的改变,某种广为弥漫的热情或激情显然是不可少的,至于这种热情是由黄金梦还是由一个积极的群众运动诱发,则无关宏旨。在美国这里,自南北战争以来各种波澜壮阔的改变就是受到一种激情洋溢的气氛所驱动,而人们之所以会洋溢激情,则是因为感受到有无限自我改善的机会等在前头。不过,在自我改善是不可能或不容许的地方,如果要让声势浩大的改变得以实现和维系,则势必要在别的地方寻求热情的来源。宗教运动、革命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正是这一类普遍热情的发电厂。

在过去,宗教运动是变革的主要媒介。宗教的保守性格是后起的事,是一度高涨的反抗活力沉寂凝固后的结果。一个勃兴的宗教运动带来的是全面的变革和实验——它会容纳来自各方面的新观点与新技术。以伊斯兰教为例,在其兴起的阶段,伊斯兰教乃是一种促进阿拉伯人团结与现代化的媒介。相似的,基督宗教对欧洲的蛮族亦起过文明化和现代化的作用。十字军东征和宗教改革运动,都是把西方世界从中世纪停滞状态摇醒的关键因素。

但到了现代,能实现巨大而迅速变革的群众运动。则是革命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它们有时是单独发生,有时是合并发生。论热忱、权势和情性的冷酷,彼得大帝大概不输许多最成功的革命运动或民族运动的领袖,但他却未能达成一个他向往的主要目标:把俄国转化为一个西化国家。原因是他无法在俄国群众当中注入激情。他要不是因为不觉得有此必要,就是不知道怎样把他的憧憬转化为一场群众运动。这就不奇怪,消灭最后一位沙皇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党人,应该会觉得自己与彼得大帝有血缘关系。因为彼得大帝的目标现在成为他们的目标,他们希望达成他未竟其功的理想。将来,布尔什维克革命会被史家大书特书的,除了建立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的企图,还有就是把地球1/6的土地现代化的尝试。

法国和俄国的革命最后都演变为民族主义运动。这个事实意味着,在现时代,民族主义乃是群众激情最丰富也最持久的源泉,而任何大变革计划想要取得成功,都必须利用民族主义的激情。有鉴于此,我们不禁怀疑,现在英国工党政府改变4900万人生活方式的大计之所以阻力重重,是不是就是因为它没有去营造一种狂热的气氛,没有许诺英国人民一些大而无当的远景。当代大部分群众运动的丑陋面貌,让高雅正派的工党领袖望革命激情而却步。不过,事态的变化仍有可能迫使他们采取较温和形式的沙文主义,以便让英国也得以“通过国家的社会主义化,达成社会主义的国家化”。

日本在现代化方面的成功是惊人的,但要不是经历过一波民族主义运动,这样的成功大概是不可能的。同样的道理大概适用于一些迅速实现现代化的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它们的成功,某种程度上是拜民族主义热情的涌现与扩散所赐。有证据显示亚洲国家想要复兴,应该借助民族主义运动多于任何其他媒介。凯末尔(Kemal Ataturk)之所以能够几乎一夜间把土耳其现代化,就是拜一个货真价实的民族主义运动之助。埃及则刚好相反。即便打从阿里(Mehmed Ali)统治的时候开始,埃及的统治者即已欢迎西方的观念,而埃及与西方的接触也频繁而密切,但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群众运动,其现代化显得步履蹒跚。犹太复国主义也是一种有助落后国家革新的工具,因为它可以把店主和脑力劳动者转化为农人、工人与士兵。要是蒋介石知道怎样发起一个扎实的群众运动,或者至少懂得怎样让因日本侵华而点燃的爱国激情维持不坠,那他现在说不定已被尊为革兴中国的巨人。但因为他不懂得这样做,所以才会被精通“宗教化”(Religioficalion)艺术的大师给推到一边去——所谓的“宗教化’艺术,就是给实际目的披上神圣大衣的艺术。

至此,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美国和英国(或任何西方民主国家)无法在唤醒落后和停滞的亚洲国家一事上扮演直接和积极的角色:它们不是无意就是没有能力唤起亚洲亿万人民的复兴精神。不过,西方民主国家倒是以一个间接和意料不到的方式唤醒了东方:它们点燃了仇视西方的激情,目前让东方从历时多个世纪的停滞中苏醒的,正是这种反西方的热情。

尽管渴望改变往往只是人们投身群众运动的表面动机,但分析一下这种心理,说不定还是可以让我们对群众运动的内在动力有多一分的了解。因此,以下我们会先分析一下这种渴望的性质。


2、有成就感的人会把世界看成一个友好的世界。失意者则乐于看到世界急遽改变。

我们都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到自身以外寻找解释自身命运的理由。成功和失败无可避免会左右我们对周遭世界的看法。正因为这样,有成就感的人会把世界看成一个友好的世界,并乐于看到它照原样保持下去,但失意者却会乐于看到世界急遽改变。哪怕我们自身的处境是由能力、个性、外貌或健康等个人因素造成,我们还是会坚持向外寻找理由。所以梭罗( Thoreau)才会说:“如果一个人生了病,无法发挥身体功能,甚或是肠子痛……他就会动念去改革——改革世界。”

失败者会喜欢把他们的失败归咎于世界,这是不难理解的。较不易理解的是,成功者内心深处同样相信——不管他多么以自己的远见、坚忍、勤俭和其他美德自诩——他的成功是环境中各种偶然因素加在一起造就的。哪怕他一直成功,他的自信仍然不会是百分百的。他不敢断言自己知道造就他成功的一切因素。在他眼中,世界是一个勉强取得平衡的天平,而只要这种平衡对他有利,他就不会敢去扰乱它。因此,抗拒变革和热望变革事实上是同源的,前者的激烈程度也可以不亚于后者。

3、投身变革运动的,往往是那些觉得自己拥有无敌力量的人。

不满情绪并不一定会让人产生改变现状的渴望。要让不满加深为愤愤不平,还需要加入另一些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拥有权力感。

不管处境有多么可怜兮兮,那些对周遭环境又敬又畏的人不会想要去改变现状。当我们的生活朝不保夕,完全无力控制我们的生存环境时,就会执著于熟悉的生活方式。我们通过把生活模式固定化去对抗深深的不安全感。借此我们给自己制造了一种幻象:不可预测性已为我们所驯服。需要看天吃饭的渔夫、牧民和农人,以及敬畏大自然的原始人,全都是害怕改变的人。在他们跟中,世界就像操有生杀大权的法官。赤贫的人也一样,他们因为害怕周遭世界,所以害怕改变。当饥寒逼迫着我们的时候,我们过的是一种危险的生活。所以说,贫困者的保守性格和特权阶级的保守性格同样深厚,而前者支撑社会秩序的作用也不亚于后者。

会不假思索就投身变革运动的,往往是那些觉得自己拥有无敌力量的人。发动法国大革命的那一代人都深信人类理性的全能和人类智慧的无边——诚如托克维尔( Tocqueville)所言,人类从来没有这样自负过,对自身的全能也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信心。随这种夸张自信而来的是一种改变现状的普遍热望,它会不请自来地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冒出来。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也是这样子,他们会无所顾忌地投入创造一个新世界,就是因为相信马克思学说无所不能。纳粹没有那么掷地有声的教义,但他们深信领袖不会犯错和新技术无所不能。要不是德国人相信闪电战和新的宣传技术可使德国无敌于天下,纳粹运动会不会进展得如此神速,其中不无疑问。即使是渴望进步这种良性的渴望,也是受到信仰支撑的。相信人类本质善良和科学万能。这是一种桀骜和冒渎的信仰,思考方式跟那些着手兴建“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的人相差无几。他们都相信:“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4、怀有大希望者的力量可以有最荒谬的来源:一个口号、一句话,或一枚徽章。 


一般以为,只要是拥有权力的人,自然会对世界抱持傲慢态度,也易于接受现状的改变。但事情不总是这个样子。有权势的人有时也会像弱者一样胆怯。一个人是不是欢迎改变,更重要的不在于是否掌握权力,而在于是否对未来有信仰。有权力的人如果对未来没有信仰,就会用他的权力来排斥新事物,以保持现状。另一方面,极不切实际的梦想即使没有实际权力作为后盾,一样可以让人产生最大无畏的胆气。这是因为,怀有大希望者的力量可以有最荒谬的来源:一个口号、一句话或一枚徽章。没有信仰是有力量的——除非它也是一种对未来的信仰,除非它含有千禧年的成分。任何教义主张也是如此:如果想要成为一种力量的来源,它必须宣称自己是打开未来之书的钥匙。

企图改造一个国家或整个世界的人,不可能单靠培养和利用不满情绪成事。单是展示变革的合理性或诉诸强制手段亦不足以为功。他们必须知道怎样在人们心中燃起一个极不切实际的希望,至于这个希望是一个天上的王国、地上的天堂、闻所未闻的财富还是统治世界,都无关宏旨。倘若共产主义者有朝一日能够征服欧洲和大半个世界。那将不是因为他们懂得怎样去煽动不满情绪或仇恨,而是因为他们懂得经营未来。

5、当希望和梦想在街头汹涌澎湃的时候,胆怯的人最好闩起门扉。 

因此,保守派与激进派的分野,看来主要系于他们对未来的态度。害怕未来会让人紧抓住现在不放,信仰未来让人热衷改变现状。富人或穷人、强者或弱者、有大成就者或无所成者:二样有理由害怕来来。当“现在”看起来是完美无瑕的时候,我们充其量会希望它维持下去。因为任何改变只能意味着走下坡。因此,有杰出成就和过得充实快乐的人,通常对剧烈革新都不怀好感。病弱者与中老年人的保守性格也是产生自对未来的恐惧。他们都随时留意走下坡的征兆,感觉任何改变都只会变得更差而不是更好。赤贫的人对未来同样没有信心。在他们看来,未来就像是埋在前方路面的陷阱,改变现状就是启找麻烦。

至于那些抱有希望的人——不管是热情的知识分子、渴望取得耕地的农民、追逐暴利的投机家、头脑清醒的工商业者、普通的工人还是达官贵人——只要他们被一种远大的希望所攫住,就会断然前进,对现在无所顾惜,有必要时甚至会把现在毁掉,创造一个新世界。所以,既有特权阶层发动的革命,也有低贱阶级发动的革命。

16和17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就是富人发起的革命。当时,毛纺工业高度繁荣,畜牧也比耕种更有利可图。于是,地主赶走佃农,圈禁公地,对英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带来深远的改变。“有时是通过暴力,有时是通过施压和恐吓,达官贵人推翻了社会秩序,使古代法律与习俗为之解体。”另一个由富人发起的英国革命发生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就是工业革命。机械化那种令人惊叹的潜力让工厂主和商人头脑火热。他们所发动的革命“极端和激进得不亚于任何思想偏狭者”所发起的革命,在一段不算长的时间内,这些敬天畏神的社会贤达就把英国的面貌改变得难以辨认。

当希望和梦想在街头汹涌澎湃的时候,胆怯的人最好闩起门扉、关上窗户,蜷伏着以待怒潮过去。因为在希望(不管是多崇高和良善的希望)和它所带来的行动之间,往往存在着重大的不协调,一如在《启示录》里,传布末日四骑士将临的,乃是以常春藤遮身的少女和头戴花冠的青年。

6、经验是一种障碍。

一头栽进某种变革大业里的人,都必然怀有极度不满情绪而又不是一贫如洗,都必然相信某种万能的教义、某个不会犯错的领袖或某种新技术已给了他们所向无敌的力量。另外,他们必然抱有极不切实际的憧憬和深信未来具有无限可塑性。最后,他们对他们要做之事所涉及的困难也必然一无所知。经验是一种障碍。发起法国大革命那些人都是全然没有政治经验的。布尔什维克、纳粹和亚洲的革命家也是同样情形。革命中熟通世事的成员都是后来者,到了运动已告汹涌澎湃方始加入。英国人也许正是富有政治经验,才会对群众运动避之唯恐不及。


第二章  对替代品的渴望 


群众运动最强大的吸引力之一,是它可以成为个人希望的替代品。在一个深受“进步”观念侵染的社会,这种吸引力特别强烈。这是因为进步的观念会把“明天”放大,这样,那些看不见自己前景的人的失意感就会更加深刻。


7、通过认同于一件神圣事业而获得自豪、信心、希望、目的惑和价值感。

群众运动的吸引力和实务组织(Practical Organization)的吸引力有一个基本不同处。实务组织可以提供人自我改善的机会,故其吸引力来自它可以满足个人利益。反之,一个群众运动,特别是当它还处于生气勃勃的积极阶段时,吸引到的并不是那些珍爱“自我”、想要把它加强加壮的人,而是那些渴望可以摆脱他们可厌“自我”的人。一个群众运动会吸引到一群追随者,不在于它可以满足人们追求自我改善的渴望,而在于可以满足他们自我否定的热望。

觉得自己人生已败坏到无可救药的人,不会认为自我改善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个人前途的考虑不足以激发他们拼搏,也不足以让他们产生信仰或作出一心一意的献身。他们把自利心理看成是堕落邪恶的,是不洁不祥的。任何出于为己谋的行为在他们看来都是注定失败的。他们最深的渴望是过新生活,是重生,要是无法得到这个,他们就会渴望通过认同于一件神圣事业而获得自豪、信心、希望、目的感和价值感这些他们本来没有的元素。一个积极的群众运动可以同时提供他们这两样东西。如果他们完全皈依到一个群众运动中去,就会在紧密无间的集体中得到重生,而如果他们只是在旁边敲边鼓,仍然可以得到自豪、信心和目的感这些元素。

① 作者所谓的“积极的群众运动”,意思相当于“处于积极阶段的群众运动”作者所谓“初起的“,亦是指这个阶段。

对失意者来说,群众运动是一种替代品:要不是可以替代他的整个“自我”,就是可以替代一些能让他的生活可以勉强忍受的元素。

无疑,在一个群众运动的初期追随者中,总会有一些是冒险家,他们希望把握机会,赢得名和权。另一方面,那些参与实务组织的人,有时也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无私奉献。尽管如此,一个事实仍然是不争的:实务组织除非能满足其成员的个人利益,否则将无法久长;反之,群众运动的活力与成长,则有赖它能否满足成员自我否定的激情。当一个群众运动开始吸引有事业野心的人加入,就是该运动已过了全盛时期的征兆;它不再以创造新世界为务,而只求掌握和保有现在。因此,它不再是个运动而是一项事业。希特勒就指出过,一个运动提供的岗位和职位愈多,“它吸引到的劣质人才就愈多,到头来,这些政治攀缘者会充塞于一个成功的党,致使其昔日的忠诚战士再也无法认出它的本来面目。……这样的事情发生时,一个运动的‘使命’就寿终正寝了。”

由皈依所带来的完全替代,我们会留待第三部分“团结行动与自我牺牲”再行讨论。以下,我们会先讨论部分替代。

8、替代自信。
信仰一件神圣事业,相当程度上是替代已经失去了的自信。

9、夸耀神圣事业。

一个人愈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愈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他所参与的神圣事业。

10、逃离自我。


一个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他通常都会去管自己的事。
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他就会丢下自己那些没意义的事,转而去管别人家的事。这种人喜欢搬弄是非、打听试探、越俎代庖,同时对国家和种族事务表现出炽烈兴趣。在逃离“自我”的同时,我们不是会依偎着邻人朋友的肩,就是会掐着他们的咽喉。


11、无私者的虚荣心是无边无际的。

热烈相信我们对别人负有神圣义务,往往是我们遇溺的“自我”攀住一艘流经的木筏的方法。我们看似伸手助人一臂之力,实则是在拯救自己。若把神圣义务拿掉,我们的生命即陷于贫乏和无意义。毫无疑问,在把自我中心的生活换成无私的生活以后,我们会得到的自尊是庞大的。无私者的虚荣心是无边无际的。

12、失业者宁愿追随贩卖希望的人,而不愿追随施予救济的人。

群众运动最强大的吸引力之一,是它可以成为个人希望的替代品。在一个深受“进步”观念浸染的社会,这种吸引力特别强烈。这是因为进步的观念会把“明天”放大,这样,那些看不见自己前景的人的失意感就会更加深刻。论及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时,劳施宁( HermannRauschnjng)说:“在被打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最让我们难熬的,是一种一切都到了尽头的感觉。”在现代社会,人们只有在忙得透不过气的时候,才能够不抱希望地活着。失业之所以会带来绝望感,不但是失业者有贫穷之忧,更是由于他们突然发现人生一片虚空。失业者宁愿追随贩卖希望的人,而不愿追随施予救济的人。

批评者往往指责群众运动用未来的希望来麻醉其信徒,剥夺他们对“现在”的享受。可是,在失意者看来,他们的“现在”已败坏得无可救药,再多的享受与快乐都不能使其恢复完整。除却对未来的希望以外,他们不可能有真正的满足或安慰。

13、赴死精神。


当我们个人的利益与前途看来不值得我们为之活下去时,我们就会迫切需要为别的事物而活。
所有形式的献身、虔诚、效忠和自我抹杀,本质上都是对一种事物牢牢攀附——攀附着一件可以带给我们渺小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因此,任何对替代品的拥抱,都必然是激烈和极端的。我们对自己只能有有限度的信心,但我们对国家、宗教、种族或神圣事业的信仰,却必定是夸张和不妥协的。一种被温和拥抱的替代品,是不足以取代和抹拭那个我们想要遗忘的自我的。除非准备好为某种东西而死,否则我们不会有把握自己过的是有价值的生活。这种赴死精神可以作为一种证据,向自己和别人显示,我们的选择是最好的。


第三章  群众运动间的可替代。


所有群众运动都具有相互取代性。一个宗教运动有可能会发展为一场社会革命或民族主义革命;一场社会革命有可能会演变为军国主义或宗教运动;一个民族主义运动也有可能蜕变为一场社会革命或宗教运动。

14、每一个积极吸收追随者的群众运动,都把敌对运动的成员视为其潜在信徒。

若是人们接受群众运动的时机已经成熟,那他们参加何种群众运动都有可能,不见得会独钟某种主义或纲领。在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一个不满现状的青年会加入共产党还是纳粹党,机会是对半的。在沙皇俄国末期,怨气沸腾的犹太人会投身革命党还是犹太复国运动,机会也是各半。有时,同一个犹太家庭会有人选择参加革命,有人选择参加犹太复国运动。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 Chaim Weizmann)的妈妈当时就说过:“不管时局怎样变化,我都会是受惠者。要是撒姆耳(家中参加共产党的儿子)选对边,我们一家人就会快快乐乐住在俄国;要是哈伊姆(家中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儿子,即魏茨曼)选对边,我就会搬到巴勒斯坦去。”

即使一个“忠实信徒”已热烈皈依于一个特定的运动,他仍然有可能改投另一个群众运动的怀抱。在有多个群众运动激烈竞争的地方,这种事情并非不常见——即使最热忱的分子也是如此。扫罗之变成保罗这里所说的保罗是指《圣经·新约》中的使徒保罗,他在皈依基督宗教前原名扫罗,是个激烈迫害基督徒的犹太教徒。——译注,并非罕例,也不是奇迹。在我们的时代,每一个积极吸收追随者的群众运动,都把敌对运动的成员视为其潜在信徒。例如,希特勒就把德国的共产党员看成潜在的纳粹党员:“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员和工会领袖绝不会成为纳粹党员,但共产党员却常常会。”纳粹党青年部主任勒姆曾自夸能够在4星期内把一个极左的共产党员转变为狂热的纳粹分子。相似的,共产主义宣传家拉狄克(KarlRadek)也把纳粹的褐杉队员视为共产党生力军的人才库。

因为所有群众运动都是从同一类人中间吸收信徒,且吸引到的都是同一类型的心灵,所以:(一)所有群众运动是相互竞争的,一个群众运动增加多少追随者,就会让其他群众运动减少多少追随者;(二)所有群众运动都具有相互取代性。一个宗教运动有可能会发展为一场社会革命或民族主义革命;一场社会革命有可能会演变为军国主义或宗教运动;一个民族主义运动也有可能蜕变为一场社会革命或宗教运动。

15、铁锤、镰刀和万字,其性质与十字架相当。

一个群众运动极少只有单一性格。它一般会展现一些其他性质运动的面向,有时候,还会集两三种群众运动的性质于一身。例如希伯来人出埃及的行动就同时是一场奴隶革命、一个宗教运动和一个民族主义运动。日本的军国主义本质上是宗教性的。法国大革命是一种新宗教;它有“自己的教义——即大革命的神圣原则:自由、平等、博爱;它有自己的崇拜方式;它有自己的圣徒、英雄和为自由殉道的烈士”。与此同时,法国大革命也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 1792年立法议会下令要各地建立圣坛,刻上下列铭文:凡属公民;均应为祖国而生,为祖国而活,为祖国而死。”。


宗教改革也有其革命的一面,这一面往往在农民起义中表现出来;它同时又是民族主义运动。路德说过:“在意大利人心目中,我们德国人只是低级的条顿猪。他们像骗子一样榨取我们,吸吮我国一直吸吮到骨髓。醒来吧德国!

布尔什维克和纳粹革命的宗教性格是公认的。铁锤、镰刀万字,其性质与十字架相当。他们的检阅仪式与宗教游行相当。他们有信条、圣者、殉教者和圣墓。布尔什维克和纳粹革命也是全面展开的民族主义运动。纳粹革命自始即具这种性质,而布尔什维克的民族主义则是后来发展起来的。

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加社会革命。对正统派的犹太人来说,它也是一场宗教这动。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具有深切的宗教色彩。现今亚洲的群众运动则兼具民族主义和革命性质。

16、用一个群众运动压制另一个群众运动并非是没有危险的,代价也不一定便宜。

要阻遏一个群众运动,方法往往是以另一个群众运动取而代之。一场社会革命可以经由鼓吹一个宗教或民族主义运动加以遏止。所以,在那些天主教能够重振其群众运动精神的国家,共产主义的势头总是受到压制。在日本,捻熄所有社会抗议运动怒火的,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在美届南方,种族团结运动成了阻止社会激变的机制。类似现象也在加拿大的法裔公民和南非的布尔人中间出现过。

用一个群众运动压制另一个群众运动并非是没有危险的,代价也不一定便宜。在二次大战前的德、意两国,务实的工商人士为防止共产主义壮大,采取“合逻辑”的做法:鼓励纳粹和法西斯运动。但到头来,这些务实而合逻辑的人却加速了自身的灭亡。

群众运动也有比较安全的替代品。一般而言,任何足以压抑个人主义或助长自我抹杀情绪或提供行动机会的安排,都有抵制群众运动兴起与传播的功效。这些替代品,我们稍后再行探讨。以下,我们会先略论一种奇特的群众运动替代品——移民。

17、每一个群众运动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场移民。

移民可以提供失意者一些他们想从群众运动中得到的东西,也就是转变和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那些在一个群众运动初起时会急急投效的人,往往也是乐于得到移民机会的人。因此,移民可作为群众运动的一种替代品。如果英、美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愿意接受欧洲人大量移民,说不定法西斯和纳粹革命就不会发生。在美圉,社会的稳定性多少归功于有广大土地可供人民自由迁徙。

然而,基于其参与者的特质使然,集体移民也往往是让群众运动兴起的契机。有时我们很难说出一次集体移民和一个群众运动的起迄界线何在——也难说出它们孰先孰后。例如,希伯来人集体出埃及之举后来就发展为一个宗教和民族主义运动。日耳曼人在罗马帝国衰落时期的大迁移也绝不只是人口分布上的改变。有证据显示,日耳曼蛮族的人数相对要少,但一旦他们侵入一个国家,原来的被压迫者和不满者就会群起而加入他们:“那是一场由外国征服引发和遮掩着的社会革命。”


每一个群众运动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场移民:追随者会觉得他们正向一片应许之地迈进。
在条件许可和较合算的情况下,一个群众运动也有可能会带来一场集体移民。这样的事曾发生在清教徒、再洗礼派( Arjabaptists)、摩门教徒、捍卫灵魂派(Dukho-hors)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身上。集体移民可以强化一个运动的活力与向心力。不管表现为征服他国、十字军东征、朝圣,还是向一片新发现的土地殖民,移民是大部分群众运动都会采取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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